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戈培尔式的语言依然有如此广阔的市场？

刚才在蓝天看到一段文字，将斯蒂芬·米勒的演说与另一位历史人物约瑟夫·戈培尔在1932年那篇题为《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演讲并置一处。读罢，确实让人感到一种不太舒服的熟悉感，仿佛在两个相隔近一个世纪的时空中，听到了同一段旋律的变奏。

说“抄袭”，或许过于简单，也可能不够准确。政治的修辞，来来去去大概就是那些套路，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然而，当特定的句式、特定的情感动员模式，在历史长河中一再浮现，并且总是伴随着特定的政治气候时，我们就不能不格外警醒。这不是一个文本比对问题，而是一个关乎我们当下处境的现实问题。

你看戈培尔的用词：“我们已故的战友”、“他们向你们……承诺”、“你们，男男女女，同志们，是……的承担者、见证者、建设者和完成者”、“十二年来，他们侮辱、取締、诽谤、迫害我们”。这里面有几个关键元素：一个是将逝去的同志塑造成圣徒与先知，使其死亡成为一种神圣的献祭，用以凝聚生者的意志。一个是清晰地划分出虚伪的“他们”与纯洁的“我们”，“他们”只会撒谎、承诺空洞的帝国，而“我们”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还有一个，也是最核心的，就是一种受难者情结，“我们”长期遭受侮辱与迫害，因此，“我们”今日的反抗，便具备了无可辩驳的道德正当性。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米勒的讲话。他对柯克的赞颂，充满了那种将个人英雄化、符号化的意图。他同样娴熟地运用“我们”与“你们”的对立，将“我们”描绘成承继雅典与罗马光荣的建设者，而“你们”则是嫉妒、仇恨、一无所有的破坏者。这背后，不也同样深植着一种强烈的受害者叙事吗？在米勒和“懂王”的世界里，他们的支持者，那些“被遗忘的美国人”，不也正是长久以来被建制派、被“深层政府”、被全球化的浪潮所侮辱、诽谤和迫害的群体吗？

这种惊人的结构性相似，比一两个词句的雷同，更令人深思。这是一种特定的政治动员技术：首先，制造一个完美的、内部高度统一的“我们”，赋予这个群体崇高的历史使命和道德光环；其次，树立一个邪恶的、绝对堕落的“你们”作为敌人；最后，通过讲述一个“我们”备受“你们”欺凌的悲情故事，来点燃“我们”的愤怒，并将一切极端的反击行为都合理化为正义的复仇。

戈培尔的时代，他口中的“你们，工人、公民和富有创造力的德国人民”，是那些在魏玛共和国的经济萧条与政治动荡中感到迷失和被剥夺的人。而今天，米勒与特朗普所对话的“我们”，不也是那些在全球化与后工业时代变迁中，感到自己的身份、价值乃至生计都受到威胁的人吗？历史的场景不同，演员的服饰各异，但剧本的内核，却流露出令人不安的相似性。

当然，我并不是说米勒在书房里，摊开戈培尔的文集，逐字逐句地揣摩抄写。很多时候，这种“历史的回声”并非出于刻意模仿，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结构性产物。当社会的裂痕加深，当群体的焦虑与怨恨找不到出口，这种简洁、有力、充满道德控诉且不容置疑的语言，就会像病毒一样，自然而然地在政治的培养皿中滋生、繁衍。它满足了人们在混乱中寻求确定性、在屈辱中渴望尊严的心理需求。

然而，这种语言的危险，正在于它的封闭性。它将世界简化为一场光明与黑暗的决战，从而取消了政治最核心的元素：协商、妥协与对话。在这样的世界观里，没有中间地带，没有灰色区域，也不存在善意的误解，只存在敌我。这也是为什么，当特朗普说出“我就是你们的报应”时，他的支持者会感到无比振奋。因为在长期的“受害者”铺陈之后，“报应”成了一个最合乎逻辑、也最富情感宣泄力量的结局。

所以，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米勒是否“抄袭”了戈培尔，而在于，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戈培尔式的语言依然有如此广阔的市场？为什么那种将政治斗争描绘成文明圣战、将对手非人化的修辞，依然能有效地撩拨起人们内心最原始的激情？

当我们听到这种熟悉的旋律时，或许不应仅仅满足于指出它的出处，而更应该反躬自问：我们所处的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让这支来自过去的、危险的乐曲，得以在今天，重新成为流行金曲？

魏玛共和国被摧毁了。

自由的美国还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