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派的中国人、以色列人、穆斯林

世道真是越来越有趣了。以前，是明火执仗的强盗，和引颈就戮的羔羊，一清二楚。现在却流行起一种“温和派”来了。中国人里有，穆斯林里有，以色列人里，自然也有。个个都长着一副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面孔，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仿佛乾坤的道理，全在他们那不偏不倚的“中道”里。

听听他们的话，多漂亮！“要对话，不要对抗”，“要理解，不要仇恨”，“要循序渐进，不要一蹴而就”。乍一听，谁能说个“不”字？简直是金玉良言，人间正道。可你若扒开那温文尔雅的袍子，底下藏着的，往往是“维持现状”四个大字。而这“现状”二字，又是谁的“现状”呢？

说说那“温和派的中国人”。国内噤若寒蝉，不敢多言的苦楚，我懂。但身在海外，呼吸着自由空气的，也不乏“温和”的高论。谈及新疆，他们不去看那如山的铁证，却爱说“情况复杂，我们信息有限”；论及香港，他们不理会那自由的哀嚎，却爱讲“要体谅中央的难处，稳定是大局”。这“复杂”二字，真是个好东西，能把一切血泪和锁链都化为学术上的朦胧。这“大局”一词，更是个好盾牌，能让一切牺牲和压制都显得理所当然。他们看似公允，实则不过是在默许那看不见的绞索，继续勒紧罢了。他们不是凶手，却比凶手更有效地让看客们心安理得地散去。

再看看那“温和派的穆斯林”。每当极端分子滥杀无辜，他们总是第一时间出来，“强烈谴责”，并划清界限，说那不是“真正的伊斯兰”。这话自然是不错的。可你若细究下去，便会发现其中的奥妙。被奉为“温和派”精神领袖的卡拉达维（Yusuf al-Qaradawi），一面谴责“911”，一面又为针对以色列的“人肉炸弹”发布教令，称其为“殉道”。一面在西方媒体上大谈宽容，一面又说妻子若不顺从，可以“轻轻地打”。还有那位风度翩翩、游走于欧洲各大名校的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口中是东西方文明的沟通与桥梁，背地里却是针对女性的暴力与欺骗的丑闻。他们的“温和”，好似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一面割除了极端派的野蛮形象，一面却又为那野蛮的根基——神权与教法——保留了最体面的位置。他们谴责了“症状”，却小心翼翼地供奉着“病根”。

最后说说那“温和派的以色列人”。这些人里，不乏作家、教授，良心人士。他们反对修建新的定居点，也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甚至会为加沙的炮火而流泪。听上去，真是和平的使者了。可你若触及核心，问：那七百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有没有权力回到他们被赶走的家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便要摇头了。譬如大名鼎鼎的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他将这场血腥的占领，诗意地比作一场“不动产纠纷”，仿佛只是邻里间的口角。他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苦楚，但更担心的，是占领这件事会“腐蚀占领者的灵魂”。瞧，多么高尚的烦恼！受害者的血肉之苦，终究不如加害者灵魂的纯洁来得重要。他们的“和平”，是建立在既成事实上的和平，是要求被剥夺者承认自己永世被剥夺的和平。他们流下的眼泪，仿佛只是为了洗涤自己良心上的些许不安，好让那“现状”能够更长久、更体面地维持下去。

说到底，这些“温和派”的“温和”，究竟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不过是一种“有条件的温和”。他们的理性和同情，都有一个清晰的边界，那就是不能触动他们自身所处的那个安稳的“现状”。中国温和派的“稳定”，穆斯林温和派的“教法”，以色列温和派的“犹太国家”，这些才是他们心中不可动摇的“神龛”。一切的温和，都不过是这神龛的装饰品罢了。

他们最擅长的，便是各打五十大板，显得自己最为公允。仿佛在猛虎与羔羊之间，也存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他们会说，虎固然凶猛，但羔羊的叫声，也未免太凄厉了些，惊扰了山林的“和谐”。

然而，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而这些“温和派”，却专会用“复杂”、“大局”、“循序渐进”这类词汇，给鲜血涂上油彩，给惨淡的人生挂上锦缎。他们不是不知道，只是不愿说破。因为说破了，那安稳的“现状”便会出现裂痕，他们那“温和”的立足之地，也便会随之动摇。

所谓“温和派”的斑斑劣迹，不在于他们做了什么，而在于他们没做什么。他们的沉默，他们的回避，他们的粉饰，他们的“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在强权面前，就是一种无声的合谋。

甚至这些温和派先生们，总在劝：“从来如此，便先忍着罢。”有时总觉得，这种“温和”的伪善，比那赤裸裸的凶残，更让人齿冷。因为凶残，还能看清敌人，还能奋起反抗。而这种温和，却能将反抗，化为一种“极端”，一种“不懂事”，让人在精神上，先自矮了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