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红女权为什么不行？

中国人这几辈子，从未缺过“宏大叙事”？不缺的。今天“天下一家”，明天“大同世界”，后天“星辰大海”。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可心里呢？心里那个疙瘩，那个空落落的洞，是啥？是家。

 就是“家”这个东西，把人心里那块最软的地方给戳中了。《红灯记》里头，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三个人，三个姓，凑一块儿，比一个姓的还亲。这叫什么？这叫过命的交情，这叫“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这对于在“家”里受了一辈子气的“老中人”来说，简直就是梦里的天堂。

 自打鲁迅先生那辈人开始骂，这个“家”就不是什么好词儿。你想想《家》《春》《秋》，想想祥林嫂，想想那些“吃人”的礼教。家是什么？对男人来说，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枷锁，你得光宗耀祖，你得传宗接代，活得像个拉磨的驴。对女人来说呢？那更是个笼子，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生是夫家的人，死是夫家的鬼，连个名字都没有，就是个“王氏”“李氏”。

 这个“家”，规矩大，人情薄，冷冰冰，硬邦邦。里头没有温情脉脉，只有权力压制。爹不像爹，像个东家；儿子不像儿子，像个伙计。这样的家，谁不憋屈？谁不想逃？

 就在大家伙儿觉得这日子没法过的时候，“革命”来了。它拍着胸脯跟你许诺：来吧，弟兄们，姐妹们！离开你那个封建的小破家，到我们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来！

你看这个许诺多诱人：在这里，我们不讲出身，不讲辈分，不讲男女。我们都是同志，都是兄弟姐妹。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爹”，组织；有一个共同的“娘”，信仰。我们一起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旧世界砸个稀巴烂！

 这药一下去，那可真是立竿见影。多少热血青年，尤其是知识女性，一下子就找到了“组织”。为啥？

 在小家庭里被压抑得喘不过气，突然有了一个“大家庭”无条件接纳你，还给你一个伟大的目标，你一下子就觉得自己的人生被点亮了。你不再是那个围着灶台转的“某某氏”，你是“革命女战士”，多时髦，多带劲！

 她们反抗的是那个具体而微、天天pua自己的亲爹、丈夫。而“革命”这个新来的“大家长”，高高在上，满口都是解放、平等。她们以为自己逃出了父权的笼子，其实是从一个小笼子，跳进了一个更大的、更抽象的、但本质上还是父权的笼子。这个新“爹”，比老“爹”可厉害多了，他不仅管你的身体，还管你的思想。

 好了，风水轮流转，转到今天。这套“革命大家庭”的嗑儿，换了个马甲又回来了，变成了“厉害国叙事”。而当年那些投奔“革命大家庭”的女青年的精神后代，就是“粉红女权”。

 这事儿就更有意思了，也更拧巴。你且看她们的表演：

 精神上的“认爹”：她们的逻辑很奇特。一方面，她们对现实中的家暴、职场歧视、生育困境等问题，那是义愤填膺，拳打“蝈蝻”（国男），脚踢“婚驴”（已婚女性）。这说明她们确实感受到了父权社会的压迫。但另一方面，你只要敢说一句那个“大家长”，也就是那个“宏大集体”的不是，她们马上就跳起来，骂你是“境外势力”“恨国党”“给主子递刀子”。

 这叫什么？这叫“选择性造反”。她们把对现实中所有具体男性的不满，转化成了一种对抽象的、强大的“国家父亲”的无限忠诚和依恋。她们的潜台词是：“我亲爹不行，我老公不行，你们这些男的都不行！只有我‘阿中哥哥’（指中国）最棒！他会保护我，会给我力量，会带我们一起收拾那些坏人（比如西方）！”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拳法：她们的“女权”，是一种被阉割和驯化了的女权。拳头只敢向内打，向那些同样被压迫的个体打。今天骂这个女明星“媚男”，明天挂那个普通女孩“不守妇道”。她们热衷于内部的“纯洁性”审查，仿佛只要把队伍里的“叛徒”都揪出来，那个想象中的“大家庭”就会更温暖、更强大。

 可对于那个制定规则的、真正掌握权力的“大家长”，她们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她们的女权，是“大家长”允许范围内的女权。就像孙悟空给唐僧画的那个圈，你可以在圈里打滚撒泼，但绝不能踏出圈外一步。

 共享一个“伟大的幻觉”：这背后，是一种深刻的无力感。个体原子化的时代，一个人打拼太难了。于是，她们选择将自己嵌入一个强大的集体叙事中，共享那个“我们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幻觉。在这个幻觉里，个人的渺小和无力被暂时忘记了。她们不是在为自己争取权利，而是在“捍卫我们家的荣誉”。通过攻击“外人”，她们获得了虚假的力量感和集体温暖。

 说白了，从《红灯记》里那个虚构的“温情之家”，到“革命大家庭”的许诺，再到今天“粉红女权”对“国家父亲”的依恋，内核从来没变过。

 那就是：一群在现实中找不到真正的、平等的、有尊严的亲密关系的人，试图通过投身一个宏大的、被美化了的集体，来弥补内心的空虚和不安。

 她们以为自己找到了终极的依靠和最终的家庭。可惜，那终究是一场梦。梦里有多热闹，醒来就有多荒谬。看客围观着一场又一场的热闹，叫着好，喝着彩，却始终没弄明白，自己其实也只是那台上的一个角儿，戴着不同的面具，念着相似的词儿罢了。